1950年11月，杜鲁门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使用各种军事手段，包括核武器。此时，志愿军已在朝鲜战斗，而联合国军则逐步退守。虽然原子弹是可供考虑的选项，但核心问题是其投放后是否能带来理想的胜利。1945年，美国曾独享核武器优势，广岛和长崎的轰炸迅速促使日本投降。然而，朝鲜战争与以往的战争背景截然不同，敌我态势、地理条件以及国际形势均发生了变化，直接照搬二战的策略风险巨大。

随着志愿军介入，美军意识到对手并非一支集中待击的力量。志愿军在地形复杂的山区活动，隐蔽行动，夜间发起突袭，使得在白天难以定位，夜间又不适合核打击，原子弹的威力难以转化为实际战果。核武器最有效于打击重大城市、港口和集结的军队，而北朝鲜山峦起伏，城市和交通线分布稀疏，且志愿军还设有大量防护工事和坑道，致使即使毁坏一座桥梁也难以遏制补给和作战行动。

美国军方曾提出极端方案，麦克阿瑟希望通过原子弹切断中朝之间联络。尽管提到过投放多枚核弹的可能性，这些更多属于战略威慑与讨论，并未得到总统批准。麦克阿瑟曾表示要把战争扩展至中国，而杜鲁门则担心局势失控可能引发苏联的直接参与，这一分歧不仅关乎个人利益，更涉及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之间的根本矛盾。

1950年，苏联已成功试爆核弹，美国不再享有单方面的核优势。倘若美国在中国东北境内使用核武，苏联可能会采取军事回应，华盛顿不得不严肃考量后果。毛泽东曾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看法，表明其不能单独决定战局，战争的胜负仍需依赖人民和政治力量。

对于美国而言，核武器的关键在于威慑苏联，而非在朝鲜随意动用。若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可能会使核武器从“威慑工具”变成常规武器，对苏联的反应也将迫使美国面临更大的核对抗。同时，使用核武器的代价也很高。当时美国以联合国军名义作战，盟国众多并不支持冲突升级为全球战争。杜鲁门提及核武器后，英国首相艾德礼迅速赴美交流，表明英国对核打击可能导致西方联盟分裂的忧虑。

国内对核战争的支持共识也不稳定，二战的伤亡仍历历在目，朝鲜战争的持续又增加了美军的伤亡。在中国或朝鲜使用原子弹，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究竟是维护韩国，还是准备以核力量摧毁整个东亚？而且，核打击是否真的能实现预期目标，却可能会扩大敌对势力。轰炸中国内部的设施未必能切断补给，攻击北朝鲜城市则可能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激发中国和苏联采取更强硬的反应，可能会使美国赢得一次空袭但失去整体战略。

尽管杜鲁门在1950年12月批准将能执行核任务的部队调往远东，相关武器也在准备中，但实际从未在朝鲜部署。1951年麦克阿瑟的罢免标志着美国总统不愿听任前线指挥官自行决定是否跨入核战争的新时代。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利用核威胁推动停战谈判，试图施加更大压力。然而，威慑与实战有本质区别，随着局势趋于稳定，采用核武器的潜在军事收益进一步降低，然而政治和外交风险依然存在。朝鲜战场上，核按钮的使用始终被美国高层反复考虑、反复放弃，这并非出于人道考量，而是因为核打击难以消灭隐秘的志愿军，更无保障苏联不会介入，亦无法控制战争的结局。最终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原子弹仅限于计划、威胁和推演的层面。